痛恨或不屑于古典文学的人，自古有之，并不是今日报章上的头条。例如，汉高祖就说：“乃公马上得天下，安事诗书？”甚至还痛快淋漓地“溺儒冠”；柏拉图在他的《理想国》里也排斥荣古作诗的文人。然而意想不到的是，汉高祖也曾大发诗兴，吟过《大风歌》；柏拉图却在其他的著作里富有诗情。他们两位尚且鄙弃古学，又何怪那些庸俗得健全的灵长类动物？
中文向来被看作是最难学的语言，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从事文化工作的人里面，文理不通者还那样多——何况是古典的中文？
中国的历史又是那样的长，从地下挖起“北京人”算起，已有五十万年；从挖起“山顶洞人”算起，已有两万五千年；从地下挖起的彩陶文化，已有四千五百年；从地下挖起的黑陶文化，已有三千五百年。从共和元年（公元前841年）起中国人有了每年都查得出来的记录，从公元前722年，中国人有了每月都查得出来的记录，中国有文字的历史已经长达2800多年！中国是个庞然大物，在文明古国里，巴比伦古国，埃及古国，亡于波斯；古印度，亡于回回，只有中国金身不断，寿比南山。太长的历史造成太多的积淀，太多的积淀又使你无法真正全面地了解中国。美国只要读一下殖民史，英国只要读一下北欧海盗史就可以了。而一部中国史，从何说起？中国文学史作为中国史的载体，往往令人却步！而在有文字记录的2800多年里，古典文学占着相当的比例，大部分人学习她，研究她，都出于对积淀的好奇，未必皆是有人所谓的“居心叵测”。
有英国批评家曾说：“学文学却不学古典文学，好比向千金小姐求婚的人，结果只跟丫头勾搭上了。”中文可不是这样轻贱的小蹄子。中文似乎更该是十八世纪西方戏曲里描写的西班牙老保姆，严管着小姐，极难说话，一脸的冷浚吓退了那些浮浪的求婚少年。也许正是这等的冷浚，不好学，使得好多人不知不觉中怀上了“酸葡萄”这个“宫外孕”。
有人常把研究古学的人说成“那些钻在故纸堆里的人”，是“迂腐可笑”的。张嘴即说“社会转型期”、“陈旧文学”、“热门学科”云云，仿佛特具“时代精神”。殊不知“时代精神”更需要“史观”来支持，是绝对不能忽视史迹的演化的。现代之所以为现代，绝不会没有来源和造因，就偶然或突然地生成。因为照史观来看，现代不过是收获着前代的果实，同时也为后代布下了种子。那种仿佛特具“时代精神”的人，没有认识到这一点。其实他们恰恰不具时代精神，只是还不自知罢了----或许他们狭隘地认为“荣今虐古”即是具有了“时代精神”！
至于“钻在故观念的人同样迂腐可笑”，如果能去掉“同样”二字，我也是赞同的。故观念应该随着旧时代而过去，但由于存在着麦克斯·依斯特曼所谓的“过去亦具现代性”，故观念不会象撕掉的日历一样彻底消逝。同样于现代也是存在的。其中的精微糟粕就得因人而定义取舍了。绝非所有的故观念都应该拼弃！保留至今的绝大部分古籍之所以堪称“经典”，都是因为经过了历代学者的整理、诠释，我个人认为精微远多于糟粕。好多故观念已成为今之世人为文处世的警言嘉训而泽及永世。李耳《老子传真》中“上善若水”之譬；柏拉图《理想国》之型，它们都是永远存在的精微，无始无终，不生不灭，已经没有了时间性，何以所谓“今”和“古”？何况绝对时间意义上的现代文学，何尝不是良莠参差，反而大部分倒没有来得及经过缜密的整理、诠释，精微与糟粕之比例不想而知。我主张不管“古”的，还是“今”的；“中”的，还是“洋”的，只要是精微，是与人有利的好东西，就得学习和研究，越是好的东西，就越该“钻”研。
“钻研古学即是钻在了故观念中，是迂腐可笑的”。拜聆之后，不禁想到了在大人国参拜皇后时只看到皇后玉胸上的汗毛孔，不见皮肤的哥利浮。眼孔生得小，看古诗文只见一个个的字，看人也只见一个个的毛孔----这种“一花一世界，一砂一天国”的苍蝇似的胸襟倒也颇具诗意。“寒鱼”本引自韩愈诗“岭北梁可构，寒鱼下清伊”（“夜静冰寒鱼不饵，满船空载月明归。”中虽有“寒鱼”二字，然前者所饰非后物也），绝非有人认为的“把古人名讳换个方式近（进）来了。。。什么什么礼拜 豆腐 败局仪 寒愚之流。。”如此听音生义的人，恐怕就是上面所说的眼孔生得小吧！对名字尚且如此，更无论对我本人的认识了。我全因修《医古文》而打下些许古文基础，之后对古典文学的钻研完全是出于自己的向好。三年之前，偶然的机会下，接触到“比较文学”，继而同时又钻研“西方文学”，比较起中外文学的异同（所有一切全是“业余”，所以自今无所建树）。我尊学古道，但从不背离今事。当年写毕业论文就因为我质疑传统中药，肯定西药而差点未予毕业（我的专业是“中药学”）。
或许人又会说现在社会越来越提倡简单易懂，你还不合时宜地“学古作赋”，大可不必啊！诚然，能简单当然最好，可那也是因事而异的。科学研究在前期，往往要假以相当的时日，为的无非是日后转化为生产时的简单。但语言的趋势却不会越来越简单，相反只会越加的复杂。因为人的思想越来越复杂，作为思想载体的语言当然就随之复杂了。甚至有时候语言文字往往还不能传达得适如其量，不同的学科又给语言定下了不同的条件和要求。巴贝尔塔的诅咒恐怕永无消亡之日。单就一种语言来说，也是如此，从“古体诗”到“律诗”的演变，很好地说明这种变化，但现代人很少能作律诗了，因为它严格的格律要求越来越不能适应我们思想上的发展，很多意义已不能在简单的几个平仄调中表达出来。反过来，我也不主张把一首绝妙的律诗改写成一篇洋洋洒洒的散文，这样做将得不偿失。
我还想说的是，文学形式上的“进化”（进步演化）与文学内容上的“进化”之间的关系？
我认为两者不是必然、绝对联系的，因为内容相似，而文体（形式）迥然的文章太多了。内容与形式只要结合得好，同样可以成就“美而动人的文章”。如清代的董恂就用七言长律的文体把郎费洛的英文散文诗《人生的赞颂》，译得相当之好，令得国学大师钱钟书也“不得不佩服称赞”！形式一样，内容迥异的文章就更加自不待言了。古今中外的学者都曾将作品比喻为人体，BEN JONSON说“文如人，有躯体，有容貌，有皮囊。词重义轻，谓多肉之文；反之则谓多骨之文；字妥义当，则谓文之有血液”。我国文评里则也常用“骨重神寒”、“骨弛肌懈”等词来形容文章。所强调的都是内容与形式上的结合，而至于什么内容与什么形式结合，都没有成文或不成文的约定。我写文章，于形式上，常常不拘篇章，但绝大部分文章在内容上，自认和现代文学是一路的，这点我很自信。
我写东西并非是想有所作为，不过是为了舒缓一下自己的某种情结。我目前从事着一份自己喜欢且收入较好的职业，我不会将文学研究及写作作为我的职业或者事业。所以我根本就不会迷信什么国学大师，什么什么作家。我虽然做不了他们，可是他们做我也不过如此！因为他们没有和我一样的心态。好多人迷信大师级人物的作品，其实更多的只是迷信大师本人，就象追星的fans，对一个歌星的痴迷，未必是他的歌，而只是他的人；参加沙龙聚会的朋友，有时参加的原因不是聚会的主题，而只是主办者或几个想谋面的人而已。
大家常见我“学古作赋”于bbs，可能从我来讲，因为存有对诗文的一点偏心，怀挟着一点偏见。但随时随地都必须保持客观公正，就象人在浴室的镜子前还要保持摄像机前的姿态一样的不可能。正统的“公理”在广义上，又何尝不是种偏见？再说，按着《正常人体解剖生理学》的角度，人心的位置，本来就是偏倾于左的。古人常把偏激的言辞、思想称之为“左道”，看来也有西医解剖学的严谨啊！
痛恨古诗文的人，每睹诗章，便觉眼中生钉，日脚长了，总不免有患眼疾之虞。不过眼睛不好的人，通常听觉与嗅觉都会出于本能上被迫的需要而大大增强了能力。所以他们总能听见别人小声地“咿唔”诗章，并能敏锐地嗅出没有出处的酸味，大叫：“瞧你那穷酸样”！真是“与人足者去其角，付之翼者去其齿”！对于造物的公平，我只有无尽而崇拜地赞颂了……
注：①写此文章的前因
②“寒鱼”即“慎到”、“燕雁无心”。自古书生多别号，原因使然。
③慎到非敢崇远背近，荣古虐今。是故资以当世名家，古朝遗宿。为避标榜之嫌，中西之例，各有援引。白话文言之辩，窃谓于今枉然。往日争端大起者，盖因双方未消门户之见，深闭固拒，各否认彼此存在之根本价值也。年光流逝，则已时过境迁，此中纷争早由时间代为解决，无须辩生于网络论坛。作文者该存“异量之美”，兼收并蓄。窃仅个人之喜好，稍偏于文言者，乃感其典故隐寓，钩深索引，难于白话倍蓰。文言之用典，盖与白话文之比喻象征，性质相当，皆据类比推理而来。而白话象征之茫昧恍惚，难于捉摸，难易岂可同日而语？时人素持“无用主义”，故以简繁论优劣者，常为智者哂笑之资！而昔宿儒所以陈腐者，惟其皓首穷经，流于记诵，于先哲之精髓，全然未窥也。我感怀于中书君所谓“读书当发心自救，树之以规律，威之以楚夏”之语，受益良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