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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马光与《资治通鉴》
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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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马光是我国杰出的历史学家。他常常向当时的皇帝宋英宗讲述战国七雄争霸的故事。英宗百听不厌，令他编一部历代君臣事迹的故事。他高兴地接受任务说：“过去的史书浩如烟海，皇上日理万机，无法遍览。我打算选取有关国家兴衰治乱、民众生活疾苦的史事，上自战国，下至五代，写一本简明扼要的编年通史。”英宗问他需要什么帮助?司马光提了两项要求：一是需要配备两名助理编修，二是需要经费、图书和编书的场所。英宗当场拍板，说助编可以立即调配，人员由他选择。所需经费由御前支付，编书局就设在崇文院，那儿是皇家图书馆，借阅方便，环境幽雅。编书局成立后，司马光提出编写步骤：第一步全面搜集资料，包括正史、实录、杂史、文集，即使小说、笔记、碑刻、传闻也不要遗漏。资料按年、季、月、日先后顺序排列。第二步是修订长编，对原材料进行鉴别。凡史料有异同，选择可信的为文，其不同的说法及其理由，也一一写出，众说并存，既要留一部信史在人间，也要将不同的记载如实地留给后世。第三步是定稿，由主编作最后考核，删繁就简，修辞润色，增添史论，统一语言风格。
虽说是奉旨编书，但在编写过程中事故迭起。先是英宗因病去世，司马光改任御史中丞，政务繁忙，无法专心著书，多次上奏婉言推辞，弄得新即位的神宗很不高兴。
后来，司马光主动请求外放洛阳去编书，神宗批准书局随迁。司马光在朝廷名声很大，到洛阳后每天都有人上门拜访。起初他都一一以礼相待，日子长了，他发觉宝贵的时光不知不觉都浪费在待客应酬上。于是便在门上贴了张告示：“司马光启：受先帝遗命，编纂史志，不敢稍怠，自今而后，凡来访者，恕不款待，专此敬告。”为了抓紧时间编书，司马光的生
活十分清苦。他睡觉枕的是一根圆木做成的枕头，称它为“警枕”。只要一翻身，枕头滚落地上，人就惊醒了，从床上一跃而起，继续伏案编书。
在编书过程中，司马光主要负责定稿工作。他认为自古以来史官众多，但良史却很少。因历史上昏君居多，明君极少。史官以笔墨奴事君主，保命保禄，忠于职守的极少。他要求助手广泛搜集原始资料，保存各种不同的历史资料，藉以探求历史的原貌。他怀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，为该书作定稿工作，穷精竭虑，矢志不渝，依靠无可争辩的史实，卓越的史识，纵论古今，提出许多与众不同的新鲜见解。他不同于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对燕太子丹和荆轲采取一味歌颂的态度。他认为太子丹应选贤授能，振肃纲纪，关心民众，加强国力。但太子丹不从这些根本着手，却行侥幸之计，即使成功也改变不了历史发展的进程。
司马光在《资治通鉴》中认为，秦始皇和汉武帝都是一流人物，建立了殊勋。毛病是都好大喜功，穷奢极欲。不同之处是汉武晚年能悔过，后事托付有人，虽有亡秦之失，却能免于亡秦之祸。
司马光还关心民生疾苦，主张轻刑薄赋，使百姓能休养生息；痛斥乱亡之君繁刑重敛，拾善就恶，进用奸邪，诛逐忠良。作为封建史官，他常据事直书，秉笔直言，称赞农民起义军，这是很难得的。如他记述唐末黄巢起义军，渡江时唐朝大将不敢出兵，攻洛阳时，唐东都留守刘允章率百官迎降，间里安然。攻人长安时，唐金吾大将军张直方率文武百官迎于坝上。黄巢率军入城，民众夹道聚观，知道黄王起兵，本为百姓。这些珍贵的如实记录，在古史中并不多见。
司马光从四十多岁开始写此书，前后用了十九个春秋，这部“鉴前世之兴衰，考当今之得失”的通史巨著《资治通鉴》终于问世了。书编成的第二年他便与世长辞。逝世前，他在床上已病得说不出话来，但还是奋力写完一篇奏章，准备死后托人转呈皇上。奏章上说的全是编书公务和推荐自己的继承者，没一句谈及自己私事和个人要求。此书写了上下一千三百多年历史，贯穿了十六个朝代。同时成书的还有《通鉴目录》、《通鉴考异》二书。司马光想写一部留给后世的信史的愿望终于实现了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