郑板桥赈灾

　　清乾隆十八年(1753)初。山东潍县大堂上，知县高坐，衙役拱立两厢，却悄无声息。大堂门口静静地站着三头毛驴，一头驮着两夹板书和一把阮咸(乐器)，一头驮着几件简单的行李，一头由小厮牵着待骑。一阵纵情的笑声打破了这难堪的寂静，郑板桥风帽毡衣从堂后走出，向新知县高高一拱手算作道别走到门口，他扶驴转过身来朗声说道：“我郑燮是因贪而去职，今天回家的行囊不过这样轻简。各位都是以清廉自许，上司又器重，日后离开潍县高就时，可别忘了我这今日的模样!”说罢牵驴扬长而去。走到街头，那里早已是人头攒动，百姓们怎舍得让这位荒年的救命恩人离去，怎能不为今后的岁月担心!人们涌上来，牵衣扯带，痛哭流涕，郑板桥也不禁潸然泪下。他捧起一杯杯送行的浊酒，端详着一幅幅他们所画的自己的画像(用作祭祀)，只感到愧对这些无依无靠而又可亲可爱的子民。郑板桥虽系蒙冤，但能跳出这黑暗腐败的官场，仍然感到一种获得解脱的无比畅快。他深知，秉德而行、放言无忌、“直摅血性为文章”的他，本不是那个黑暗年代当官的料。

　　郑板桥是“康熙秀才，雍正举人，乾隆进士”，中进士时已四十四岁，年交牛百才到鲁西小县范县当官。这个知县来得不易，这也是当时读书人惟一的出路，但是他没有把保官、升官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。做官先做人!他要凭着一腔正气、一片公心为民办事。他敢怒敢言，决不随声附和：“难道天公还箝恨口，不许长吁一两声!”在范县上任第一天，他让人在县衙围墙上凿了上百个洞，问其所以，说是“要好好出一出前官的恶俗习气”。出席上司酒宴受命赋诗时，竟然高吟“流到海边浑是卤，更谁人辩识清泉”，公然讽刺显宦们不过是污浊的卤水。他心心念念的是民生的多艰，芒鞋问俗，解民疾苦，史称任内“绝苞苴(贿赂)，无冤民”。连作画他也公开宣称：“用以慰劳天下之劳人，非以供天下安享之人也。”

　　这样清廉耿直而又特立独行，不可能见容于世，然而郑板桥依然我行我素，无怨无悔。乾隆十一年，五十四岁的郑板桥调重灾区潍县任知县，矛盾终于爆发、激化。走马上任，只见满目荒凉，十室九空，“甚者人相食”。他清查灾情，写奏章立即上报，然而久久没有回音。这是多么难熬的日子啊，郑板桥简直是度日如年，一天天眼巴巴盼着御旨和上司的批复，接到的却是一件件告急求援的禀报。百姓的苦难紧紧揪着他的心：“衙斋卧听萧萧竹，疑是民间疾苦声。”夜深难寐，睁眼闭眼眼前都是饿殍遍野的画面。他由焦1急而苦恼而愤然什么才学超群，“浪膺才子称……何与民瘼求”!什么“达则兼善天下”，连区区一县的灾情都无法解决!灾情火急，救灾就是救命!再不能循章办事等待下去了，他断然决定采取紧急措施：第一，从县府库中拨银赈济；第二，勒令豪商不许囤积居奇，哄抬粮价；第三，命令富户捐钱修城，以工代赈，并开设粥厂，舍饭救民。不等批复，“先斩后奏”，这可是官场的大忌，友人、僚属纷纷劝告，郑板桥对此中的利害又何尝不知。但他想的是：即使丢了乌纱，使几十年的苦读、苦熬，几十年的努力付诸东流，一家人重过那缺粮少炊的清贫生活，大不了还是“二十年前旧板桥”；而救灾再不抓紧，就不知还会有多少百姓葬身沟壑。他痛心地对僚属说：“灾情到了这个地步，等批示七折八转地下来，百姓早死光了。有什么后果，大不了我一人承担!”郑板桥带头捐钱，雷厉风行。这几条紧急措施给在死亡线上挣扎的灾民开了一条生路，史称“活人无数”；然而却惹恼了上司，断了豪门富户的财路，他们对郑板桥恨之入骨。种种流言蜚语不胫而走，种种栽赃鹏害在密室策划。报复很快就降临在他头上：“乾隆十二年告灾已许，反记大过一次。”但是，望着背井离乡的灾民陆续返回，见他们菜色面容略呈红润，板桥感到无比快慰。他敢作敢为，敢于负起责任，“惟有竹枝浑不怕，挺然相斗一千场”。灾情持续四年，他坚持救灾四年。重灾度过了，他却落得个谎报灾情、中饱私囊的罪名。对于这种结局，郑板桥早有思想准备，也早生归意。“总折腰为米，竟何曾小补民生国计”!既然无补，何必折腰，不如归去。

　　虽然家境贫寒，辞官后会生计艰难，但靠卖画为生，总比昧着良心混迹官场要舒心得多。“老困乌纱十二年，游鱼此日纵深渊”，郑板桥就这样坦然地告别官场